精神分析与哲学理论分析

    洛朗·科纳日：首先，我非常高兴与大家在一起，差不多是一个偶然的历史造成一个很好的事情，希望从引用一些问题（我们要工作的问题）开始。那么我与其说是从智力上考虑，还不如从历史上说是怎样诞生的。这个偶然的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事情，是一些朋友邀请我到这里，在此之前，我对中国无感性认识。

    当时，我被邀参加四月份的精神分析研讨会，我看了一本中国的书，引用鲁迅的句子，对他有点意识。鲁迅讲弗洛伊德，从一个距离很远的角度讲精神分析有两个问题：一是太快，二是太硬。我认为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在欧洲是很流行的；另一方面，鲁迅对精神分析的判断维度与中国哲学的传统联在一起，与欧洲的批评不同，对此我并不知道更多。想到此，就准备了一发言回答鲁迅的评论。同时对我来说，对精神分析的反对，拉康已有一个回答。

    当时，我没有在大会上讲我准备好对鲁迅先生的回应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对于鲁迅他自己的思维方式角度我无法回答，对我来说，就没在会上讲鲁迅，讲了另一个问题，西方哲学给精神分析带来什么？精神分析给中国和中国对西方带来了什么？在你们中间你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，同时做过精神分析，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趣的问题。为什么？中国哲学源远流长，同时有很多变化，又很复杂，而在此背景下你们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答案，而这答案在中国之外，也许这个问题使我们一起工作，来回答它。

    首先，我们要回答的是精神分析在民族性或文化性方面的问题。也许精神分析可以允许不同民族、文化同时提出新的问题，这问题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来，正因如此，我很高兴受到四川大学的邀请同大家一起来展开此问题的讨论。在四月份我没有展开，而现在不是我一人讲，你们也有疑问，我从我的独特立场提问，而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提问，促成这件事情。在此意义上，对我来说，就回到四月份的情境，我本准备讲鲁迅，但说不定又撇开，讲了另外的问题了。

    相信你们应该知道，精神分析首先是是一个实践，一个话语的实践，唯一的仅仅是一个话语的实践，就象我们现在谈教育同样是话语的实践。有什么不同呢？那就是弗洛伊德带来的（近一百年来）。老师与学生这样的话语关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。我想对大家陈述，话语与文字间有一个联系：知识的文字与哲学的反思是联在一起的，而精神分析话语实践是排除文字的。精神分析的实践，是两个身体紧密联系，且要排除二者目光接触，因此，是倾听话语的。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奇怪的实践。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是想回答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精神分析的话语实践是有效的？我们可能认为，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，类似哲学著作，他们区别其他哲学著作是倾听这样的话语（一种新意的、很奇怪的话语），因此可以提出假设，弗洛伊德把这个假设称为无意识。

    梦、口误、谬语和症状，这些东西被当成文字阅读，因此就有可能解码。这样的文字是我们身体中产生的效果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想讲的东西是围绕文字构成的。

    今天，我们要讲的是文字创造和文字的制度，更多的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的发展。也很可能，我们讨论汉字，汉字是与欧洲文字不同的。汉字的发明变成制度差不多与欧洲产生文字相同的时间，之后，我会讲文字的变形，最后产生科学，然后讲弗洛伊德、拉康，讲无意识在我们的内心留下很多痕迹。那么，今天我们讲文字在人类社会最早的出现，这种文字促成了反思和研究。我将很快地勾画出一个图式，文字产生怎样影响哲学的产生？也就是说知识的产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，同样提出了善与恶，伦理学与道德的问题，我准备了三次演讲来讲欧洲古代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谈哲学历史而是谈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，然后又有三次演讲围绕现代性的问题（科学问题），即科学的独特性问题。同样，善与恶、伦理与道德问题当时是怎样在科学的背景下提出来的？第三部分是从弗洛伊德的关于无意识的假设讲起，也就仍然是在现代背景下精神分析带来的善恶、科学、伦理学的新的讨论。我尽可能留更多的空间来给你们提问，如每天下午和最后一节课。

    我不知道，你们是否知道自己文字的历史，在欧洲，最后欧洲发明字母文字，但是文字创造这样的系统又有它自己的历史，我将讲这样一个上千年历史的过程。这个字母的历史来源于最早的几个文字的民族：埃及人、犹太人、腓尼基人，所有这些也包括希腊人，尽管我刚才没说。这个文字历史的创造和一神教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。在此前，是多神的世界，是许多小神而不是大神。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读到一个神，一个埃及神——达摩特。一个埃及国王，凭借达摩特神创造了文字，这个文字创造的同时就是数学被创造，还有音乐（因乐谱是数字构成的），较高贵的文学也是。文字的创造导致一系列东西的创造，是国王来判断这些创造。如果我理解正确，在你们国度，是一般的人创造了文字，为什么，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民族，他们想象文字不完全是人类的东西。在此，我想指出一个人类学家列维·斯特劳斯（Lévi-Strauss），在二战前，1938年，他在巴西，当时他正研究贫困的印第安人，在巴西的巴西高原上，这些人没有文字，不是农民，而是一些猎人，一些采集者。一天，部落首领召集大会，邻近部落（或近或远）的人开会，这会是不同部落的人相互交换机会。列维·斯特劳斯被邀请参加，同时他带着礼物去。在列维·斯特劳斯与印第安人之间，及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差。列维·斯特劳斯对此感到奇怪，为什么他们关系不好，还能一起来。他观察到在这会议上，有些人没有吃东西。他就拿来一个笔记本不断地记录看到的东西，印第安人看到他在做这件事，就模仿他，用树枝在地上画，类似于画一些图画样的东西。

    在印第安人紧张的相互关系下，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。这个首领在人类学上被称作信息的提供者。必须注意，此时，列维·斯特劳斯说不定与他们之间一样有交流，因他生命依赖于印第安人。列维·斯特劳斯的整个所有对印第安部落采访建立在他与首领的友谊上。一天，首领在树叶上画很多东西，当列维·斯特劳斯讲话时，他将树叶递给列维·斯特劳斯而没有说话。列维·斯特劳斯拿到树叶不懂。就说，你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能否再解释。列维·斯特劳斯将此树叶作为首领对他的回答，通过画画，首领解释了部落之间的关系，及其困境，因此，列维·斯特劳斯进入了首领的内心秘密和生命。列维·斯特劳斯为此而有很多反思。反思的结果是：文字能起决定的、控制人的作用。列维·斯特劳斯通过这看到了文字起了带着知识的作用，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是沟通人和人之间可能的交流，即起着平等的作用，在这种平等作用的另一面，是文字对人自身行为的控制作用。没有文字时，人可自由思想，而有了文字，文字把它强加于人的大脑从而起控制作用。我们有两个例子：第一，在埃及时人们认为文字由神创造；第二是列维·斯特劳斯的例子，看到文字是一个控制性的工具。在中国文字创造中，是皇帝来决定需要的文字，而不是神来决定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差别，在中国文字的创造中，能看到一个权力而不能看到在欧洲的超越性的东西，这东西发生在欧洲。我们能注意到，文字发明在人类发展中是一个很近的事情，人类生活上万年，几十万年，乃至几百万年是没有文字的，后来文字发明后是慢慢扩张出去的。

    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，仍然有文化代代相传，在这个意义上文字不是文化相传必须的工具。但文字也许稍增加点东西，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有权力。正是增加一点东西，促进了文化一代代的传递。我有一假设：所谓文字神圣的表象的产生是在中东地区。在这些民族中，文字成功地导致一个运作，把不能看的变成能看的，也就是在这话语中有一种权力，要使话语有效，就必须有一个权力，否则是无效的，话语从未在人与人间平等分配。这个人或这个地方的话语也使另一人或另一地方更有权力，这种话语分布不平等对应于社会、家庭的不平等结构。因此在埃及，古叙利亚，犹太之间，部落首领认为他的话语是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的（为使话语有权力）。文字是有一个奇怪的特征，将看不见的、也许是话语本质（权力）的东西变成一个能看得见的东西，你们必须理解它，只有理解这东西，才能理解西方历史。说到中国，很早就知道《易经》，它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字，它不是以可视的痕迹表达一个不可视的东西。我有一个汉学家的法语本的中国思想史。其中有一个韩非子的故事：他写了一个“象”，有一个这样一个意思，人们很少看到一个活着的象，但能找到一个死了的象的肩胛骨，从而显示它是活着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把思想的象形成一个文字“象”（圣人立象以尽意）。霍：“系辞”中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当它变成活的形象时，就形成一个具体的事物，这些发生转换的就是永恒的阴阳的交替，使象和形之间发生转换，正是这种永恒的交替造成了运动，弥漫到宇宙的所有地方。（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变化见矣。）

 对我来说，最有意思的是象与形的关系，象是与道相联的最高的东西，是某种不具体的、不确切的同时不是完全能看到的东西，只有形才是具体的，能看见的同时能描述它，它是怎样从“象”到“形”的？正是这样一种思路，创造了文字。《易经》的文字就是“象”，它不是指具体的东西，而是这种过程的运转起作用。《易经》的文字与犹太文字完全不同，为什么《易经》先把64卦看成一个整体，才能说某一个具体的卦？《易经》描述的是宇宙的运动。柏拉图的《费德罗篇》是通过绘画来描述，《易经》并不是说它想说的东西，而是表达在整个运动中，这种运动的形式不是具体的词。还有一个，如能懂《易经》的“象”人是智者，问题是《易经》的文本并不具有一个权威性，能直接表达某种意思。在此意义上，这个文字并不需要一个人的话语。具体来说，就是《易经》的“象”、“系辞”与读者之间的关系。尽管《易经》说了这个话，但读者仍保持自由解释文字的自由性，可以有与文本完全不同的意思。进一步说，《易经》文本本身呈现宇宙的运动过程，文本与读者之间，都有一个自由的解释。在西方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。读文字的人，有一个感觉，他们象一个贼，从上帝那儿将文字偷来。如列维·斯特劳斯遇到的首领是个偷文字的人，他首先看到其他人在写画，他偷过来画，显示他有一个比别人大的权力。之所以如此，因为文字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：把看不见的东西抓到看得到的东西上。那种语音是由呼吸产生的，呼吸是生命，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就称为断气（中国话说）。在西方，书籍是神圣的东西，因为它包含了死人的东西。如我现在就讲希腊，也有这样一种情感。目前为止，虽不完全为我们意识到，但这种情感开始于希腊。《易经》不是个人话语，不是一个人说，另一个人使之变为文字。《易经》作为一种结构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构造，无论开始与最终，作为结构，是独立于人之外而运转的。我们不必去想作者是谁，这不重要，如果我们理解康德著作，我们自然会想一个问题，康德如何想，为什么这样想，我们就进入康德的生活及呼吸。这样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关系，是从希腊开始的，文字始终建立在对作者话语的意思的理解上。我们读《易经》，是人类思想的结果。就象我们在其它的书上读到这些东西，如读牛顿的书，知道是讲宇宙运动的事情。这是我的第一个论证。

    字母文字的技术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逐渐过程，很慢。首先，被写的东西是耳朵听到的，尽管在文字中有些东西不是声音的符号，而是帮助人们认识文字，例：希腊房子的绘画，但是仍然是表达房子的声音。指示的是一个人，在读的时候眼睛必须沿着这个方向，相反也是同样的。

    公元前1400年时，腓尼基人文字非常重要，从象形文字开始演变到字母文字。它是个航海民族，并因此而造成对世界的影响， 闪米特语言重要的东西是，句子的意思是通过辅音发出的，如ka，“k”是辅音，“a”是元音，文字是建立在声音基础上，因此欧洲对声音很有研究。如ka-ra-o-r，就听到四个音节，每个音节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。正是这样可以通过音节将声音切断，当时腓尼基就使用了一个音节  “ka”等，这叫音节文字，通过音节可产生2000-3000个音节符号，它有两个特点：复杂、精确不会弄错。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文字系统。 其由小群体掌握了这个系统。因腓尼基人主要是海员、商人，他们到处航行，遇到很多民族，讲不同语言，他们的音节文字都不同，但腓尼基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文字系统，将ka合为k，阅读时自己判断后面的字母是什么，很不精确但非常简单，最后简约为22个字母，每个孩子都能学，但不能学2000-3000个字母。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，这在欧洲西方都是很自豪的事情。

 西方人认为东方是印度、阿拉伯地区，远东是中国。腓尼基带着这些字母遇到了希腊文字，希腊语与闪语不同，不是以辅音为主，而是通过元音表达。如不能标定元音则无法表达希腊语。22个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就变成了24个，这24个字母含有所有的元音，具有书写的简单性。这个系统允许读者发现文字，一个句子不认识，但可以读它。在此字之前，要么是一些祭司们认识这些文字，能写能读，要么是另一系统，讲商业方面的、日常生活的事情，在这二者系统之间都不能允许读者阅读一个新的文本，文字不能为一个不知道的读者写一个文本。这时，文字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，祭司与商人们的使用非常局限。因元音很重要，希腊人在转换（通过字母转换声音的方法）时创立了元音字母，就象现在我们要写a、o了。我们重新将这些碎片组合，这时就叫字母文字，我们发明20-30个字母允许转换声音，且这声音带有意义。正是通过偶然的地中海角落发生的事情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变成这样一个文字后，就成为能描述声音的文字，就具有普遍性了。

    因此就只有一个字母能再现声音，是因为这些字母都是独特的字母，有些语言中有W，有些没有，在photo法语写ph，在西班牙是F,有一种变体（字母变化）。但这些变化建立在一个字母能转换其它声音的基础上（由20-30个字母转换声音）。如果没有希腊语，就不可能有一个机器来书写所有语言，这个机器允许有很多的字母文字，扩散到整个地球去。同时，有很多语言用字母文字书写。相反，我们回到文字的权力，当一个语言借助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，这时就占据了讲话人的位置。我们在世界能看到有些语言简单，就成了做生意的工具，所有语言是被讲出来的，只要能讲就能字母化，只要能找到代表声音的一个字母，就能代表某种意义。我们不断根据需要修改，追求接近一个近似值。重要的是，读者能从文本中找到作者的原始话。中国的拼音就是字母文字引入的东西。拼音至少可以让大家交流，更有意思的是，中国人对拼音的抵抗。西方人在扩张中遇到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，这些文字就变成了字母语言，西方人遇到的已变成文字字母语言的很少，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就更少，正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。如果保存中国传统，没有文字是不可能保留。读《论语》不可能用拼音，孔子写《论语》时是用文字书写，因为文字本身的词有很多意思（一词多义且多音），是不能翻译成其他语音的。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交往时不能简化，通过一个文字的翻译来交往是不充分的。在此意义上，当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字时，就保留了自己的传统。因此存在一个不可翻译的地方。通讯也是这样。我们的交流是建立在不可交流性上，交流时，我们不懂进行什么样交流的才是有意思的。如果你说的话别人都知道，这种交流是不好的，正是这种不可交流性，使我们保留了一个与他人交流的愿望。

    最后，在分析的实践中，正是这个不可通讯的部分在起作用。在信息传递中，我们知道许多东西是不可交流的，我们听到的是外语，在社会中，我们所有的交流是去掉误解，在精神分析中，我们相反是和这些误解一起在延续。